第四百七十二章 不情之请

的认识。19世纪以来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，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。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，是一部分与“洋务”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。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。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“内地闽粤等省，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。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，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，槟榔屿、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。”奏请朝廷“派遣使臣前往各处，联络羁维，以便上下之情通，而内外之气聚”。随后。“出身贫寒，起于州县，周知民隐，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”的丁日昌指出“查闽粤之人。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，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，吕宋也有二三万人，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，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，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。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…”。建议清廷“妙选使臣，分驻各国，或数国兼遣一使，或一国专遣一使”。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“通中国之情款”，则中国出洋之人，必系恋故乡，这样“中国就多得一助”。

    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，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，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，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。当时，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。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，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。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，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“蛮夷之邦”。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。对于人选这一问题，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，他在《海防条议》中说涉外人才，“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，不必复计资格